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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据说话:科学论文对企业技术创新贡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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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据说话:科学论文对企业技术创新贡献大

摘要: 从美国工业界发明的专利所引用的科学论文来源看,来自工业界的论文总计占26.7%;而来自公共科学界的论文则占73.3%。
从美国工业界发明的专利所引用的科学论文来源看,来自工业界的论文总计占26.7%;而来自公共科学界的论文则占73.3%。
2011年时任总理温家宝在《求是》第14期发表的文章”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中写道:”根据有关资料,美国企业申请专利的科学基础73%以上来自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
    一 概述
       Narin等人对美国的专利进行了专利引文分析。他们对1987-1988年、1993-1994年两个时间段美国批准的近40万项专利及它们引用的430 226项非专利参考文献进行了分析。对非专利文献的类型进行严格的甄别和分类, 发现这些非专利文献中计有SCI论文175 000篇,这些论文均标明了杂志的名称、卷期、页码和年份。
1987-1988年时间段的美国专利,共引用了发表于1975-1981年这11年间的SCI论文共40 000篇次;1993-1994年时间段的专利,共引用了发表于1981-1991年这11年间的SCI论文共104 000篇。这144 000篇论文涵盖了全部专利引用的SCI论文的80%。
借助于数据库确定论文作者的国别,发现这144 000篇SCI论文,美国人署名(只要作者中有一名是美国人,即列为美国人署名)的论文有45 000篇。到图书馆查阅这些论文,其中95%的论文能够被查到,然后看这些论文的资助情况。按惯例,学术论文会在致谢中说明资助的来源。而来自私人企业和政府研究机构的作者,一般不标注资助来源,这些论文所反映的研究,一般是作者单位内部直接资助的。结果表明:在这些论文中,63%在致谢或其他地方说明了资助的来源。
 
二 主要发现
对专利引用科学论文的计量分析,发现:
       (1)科学联系度呈上升趋势。
科学联系度(science linkage),是科学引文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指专利引用科学论文的平均数量。该指标可以反映技术创新对基础研究的依赖程度。技术的科学联系度,产业之间相差悬殊。汽车行业的专利,其科学联系度几乎为零;化学工业的专利,科学联系度为1-2,医药类专利为5-6,前沿生物技术的专利为15。技术的科学联系度,国家之间亦有差别。一个国家其专利的科学联系度愈高,说明该国的技术对现代科学的依赖程度愈高。
美国专利是世界新技术的代表。美国专利的发明者,约一半是外国人。各国或地区拥有的美国专利占美国专利总数的比例,大体跟该国或地区GDP占世界GDP的份额呈正比。
1)各国在美国的专利,其科学联系度均呈上升趋势。无论是从美国专利的发明国别看,还是从技术的种类看,都呈现出科学联系度上升的趋势。图5.2是1985—1995年10年间美、英、法、德和日本取得的美国专利,其引用的科学论文数量的增长情况。图3显示,美国和英国发明的专利,其科学联系度的增长快于其他国家。这主要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美国和英国发明的各个类别的技术专利,它们与科学的联系比其他国家都为密切;第二,美国和英国在药物和医药、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方面的专利活动比其他国家更为频繁,而这类专利均与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2)各技术领域的专利,其科学联系度也呈逐年上升趋势。比如,美国化工专利的科学联系度,1985年为0.94,1990年为1.85,1995年为4.63。从表可以看出,药品和医学类专利,其科学联系度最高。这是因为这类技术的发展,与其他类别的技术相比,更直接建立在科学的进展上。
3)科学联系度具有学科专一性。药物和医学类的专利,其引用的科学论文几乎全部来自临床医学和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所有国家均是如此。而化工类专利,主要引用化学领域的论文;电子技术类专利,主要引用物理学和工程领域的论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技术分别是在相应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学科与技术具有对应性。
4)科学联系度具有明显的国别成分。就是说,某国的发明者在美国取得的专利,其引用本国科学论文的数量,是其引用别国科学论文数量的2—4倍(相对量)。比如,在全部SCI论文中,德国占7%的份额。与这一数字相比,德国取得的美国专利其所引用的科学论文,17%是德国的。两项之比约为2.4。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它说明,发明者倾向于在本国科学的基础上开发新技术。
 
(2)专利对科学论文的引证6年里增加了两倍。
美国专利对署名为美国作者的美国论文的引用量,从1987—1988年的17000篇次,上升到1993-1994年的50 000篇次,即6年间增加了近2倍。考虑到这6年间美国专利数量只增长了30%,而科学联系度却增长了200%,这表明:专利技术对当代科学的依赖程度是在快速增加。
(3)专利引用的科学论文来源于主流科学
1)被专利引用的科学论文,大都发表于主流杂志上
       这里考虑的科学论文是指署名为美国作者的论文。
1993-1994年美国专利引用的科学论文,从其来源看,排在前25位的杂志,都是那些声誉卓著、影响大的主流杂志。另外,被专利引用最多的生物医学类和化学类的论文,主要来自基础研究类杂志;而被专利引用的物理学杂志,大部分属于应用物理学杂志,而不是理论物理和高能物理杂志。
2)被专利引用的科学论文,大都出自主流研究机构
把科学论文分为四类,即生物医学论文、化学论文、物理论文、工程和技术论文。无论那类论文,按论文作者所属单位看,排在前25名的机构均是著名大学和著名实验室。
3)被专利引用的科学论文,受到主流资助机构的支持
美国专利引用的美国科学论文,许多都是美国政府机构和其他资助机构资助的。在生物医学领域,美国NIH(美国健康研究院)的各种资助机构排在前5位,美国癌症协会第6,NSF(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排第7名,其后是NIH所属的研究所和其他政府机构和私人机构。在被引用的化学、物理、工程和技术类论文方面,NSF排在第一。
(4)工业技术对公共科学存在着强的依赖关系
       考察美国工业界发明的专利与科学论文之间的关系。1993-1994年美国专利引用的科学论文,按发表年代看,高峰年是1988年。因此这里只考虑美国专利对发表于1988年的科学论文的引用情况。
从美国工业界发明的专利所引用的科学论文来源看,20.4%来源于美国工业界,6.3%来源于外国工业界,即来自工业界的论文总计占26.7%。而来自公共科学界的论文则占73.3%,其中来源于美国公共科学界的论文占43.9%,来源于外国公共科学界的论文占29.4%。这说明,美国工业的科学基础主要是公共科学界,公共科学对美国工业技术进步至关重要。另外,还可以看出美国工业界对外国公共科学存在着较强的依赖,也就是说,外国公共科学也是美国工业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者。
从美国工业界发明的专利所引用的本国论文其作者的单位看,50%属于学术机构,如大学、学院和医学院;32%属于工业界,其他的依次为政府实验室(主要是NIH的实验室)、私人非营利组织和联邦资助的研发中心。这又一次表明,公共科学在美国工业的科学基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针对澳大利亚发明的美国专利进行的专利引文分析,支持这一结论。具体讲,澳大利亚发明的美国专利,它们所引用的科学论文,91%来自公共科学界(其中大学57%,其他公共研究机构34%),9%来自工业界。可见,公共科学也是澳大利亚技术的关键性资源。
       最后,在企业层次上考察公共科学对企业专利的贡献情况。以IBM公司为例。IBM公司无论在发表论文方面,还是在专利活动方面,都是美国企业的一个领导者。1993年,IBM发表论文860篇,获得专利1087项。1993—1994年IBM专利引用的科学论文中,自产论文占全部引文的21%,其余79%来源于企业外部的机构。按IBM专利所引用论文的数量排序,第一是美国公共科学,其次是IBM自身,第三是外国公司,再后是外国大学和美国公司。很明显,即使是像IBM这样的研究密集型的巨型企业,公共科学(包括本国的和外国的)仍然是其专利技术的重要科学基础。
       结语
       专利引文分析的实证研究证明,公共科学是高技术背后的一个驱动力;也证明,公共支持的学术研究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回报,因此,政府应该继续并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经济资助。
       专利引文分析还表明,企业组织以外的公共科学是技术创新的重要源泉,因此,企业如何有效地、充分地利用外部知识资源,是关系到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重要问题。其关键在于,企业必须提高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所谓“吸收能力”,指的是企业识别新知识和新信息、消化并利用它们以实现商业目标的能力。[1]为此,企业必须加强R&D能力和学习能力的建设。企业内部的R&D活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自我生产新知识,另一方面是提升企业消化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只有把内部的知识资源和外部的知识资源充分利用起来,才能有效地进行创新,二者缺一不可。一个自身没有R&D能力的企业,就不会有对外部资源的吸收能力。因此,企业加强内部R&D的建设,特别是增加对R&D的投入,是十分必要的。
       对中国的专利引文分析,还是一个空白。我们不知道中国公共科学对技术创新贡献的程度,也即不知道中国专利对公共科学的依赖程度。由于中国专利制度不同于美国,比如没有像美国专利系统那样明确要求发明专利申请书和许可书列出参考文献,因而对国内专利难以进行专利引文分析。但是,我们可以以中国在美国获得的专利——它们是严格符合美国专利系统的要求的——为研究对象,从而揭示中国发明的美国专利与公共科学(国内的和国际的)的关联情况。摸清这一“国情”,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科学政策特别是基础研究政策是非常有价值的。

(详见:《基础研究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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