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稿事件：重新审视中国科研界的绩效考核

摘要: 　　这两日，科技部、教育部、卫计委、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协，就4月20日知名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撤稿事件做出了初步调查回应，向新闻媒体通报了对撤稿论文调查处理的工作进展和后续安排，指出对查实 ...

　　这两日，科技部、教育部、卫计委、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协，就4月20日知名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Springer）撤稿事件做出了初步调查回应，向新闻媒体通报了对撤稿论文调查处理的工作进展和后续安排，指出对查实存在问题的论文作者将按照同意尺度甄别责任、严肃处理并向社会公开。同时，对涉事论文作者承担或正在申请科研项目（基金）、基地建设、人才计划和科技奖励等情况进行排查，并要求暂停相关科研项目和基地建设。此外，对参与造假的第三方中介进行调查整顿，眼里打击论文造假产业。
　　回顾一下，这次事件是指斯普林格撤销了2012-2016年期间发表在其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TumorBiology（现已易主Sage）里的107篇文章，因这些论文涉嫌违规提供虚假的同行评审信息。被撤文章涉及524名中国学者，119所中国高校／医院及4所海外大学／医院，成为涉及中国学者最多的一次集体撤稿。
　　根据公开的信息，此次撤稿被定性为同行评议造假（不同作者、不同审稿人使用相同的电子邮箱），而不是论文造假。此外，施普林格也表示，此次大规模审查涉及多个期刊，目前只公开了肿瘤生物学的审查结果，但其他期刊也可能存在类似问题，最终清查出来的学术不端行为或许还包括中国以外的其他学者。
　　尽管如此，中国学界普遍存在学术不端、论文造假却不可否认。2015年3月，英国现代生物出版集团（BioMedCentral）撤销了旗下12份期刊的43篇论文，其中41篇来自中国大陆学者，撤稿理由就是同行评议造假。同年，施普林格宣布撤回的64篇论文也都来自中国作者。实际上，过去两年间的集中撤稿中，涉及中国学者的论文总数高达117篇，其中23篇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学习项目。
　　北京日报刊登的我在论文“造假”工厂打工的文章更揭示出，从高校的本科生课程论文到学习生学位论文，从国外留学生论文到学习生和教授的期刊投稿论文，中国的代写论文已经形成了产值超过10亿元人民币的产业。除此之外，论文署名混乱是更为普遍的学术不端行为。有不做贡献而主动要求署名的，有强行绑架业内大牛未经其同意而署名的，有不依学术贡献大小而论资排辈署名的。
　　毋庸置疑，这些违规欺骗行为会给科学界、教育界、社会和国家带来严重而恶劣的影响，也因此教育部去年7月发布了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希望以此警示和防范学术不端行为。但目前来看，各种政策措施效果有限。很多评论文章将原因归咎为绩效主义（performancism），也就是完全以绩效指标作为考核目标的管理方式。
　　将发表论文作为对学习人员的考核指标，诞生在西方现代国家，但从诞生那天起，围绕为什么要考核及应该采用何种指标就争议不断。支持采用指标考核的人认为，政府和科研人员的关系是“委托－代理”（Principal-agent）的契约关系，即政府向科学投资，科学也应该对政府及纳税人负有责任，保证与投资相应的产出。而反对者则认为，科学学习必须是独立和自由的，“科学精神”和科学界的内部规范足以保证科研工作者坚持诚信和高产出率，因此不需要政府干涉和规范。
　　持续争议的结果是，在这些国家，针对科研人员的绩效考核指标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根据不同的宏观环境（如石油危机时期对科研投入的紧缩和加强监督）与微观环境（如学习型大学、社区大学和医院等），管理者会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除了论文发表，也会考虑教学、社区服务、社会影响力方面的贡献，并根据实际需要有所侧重。
　　对中国而言，即使科举制度和官员晋升制度有不短的历史，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仍然会因为不足与之适应的土壤而存在先天缺乏。首先，中国从一个以熟人宗族关系为核心的乡土社会转变为以陌生人关系为核心的现代社会，是被迫而不是自发的，因此有效管理陌生人关系的所有权制度、信用制度和法制都不完善，有效的绩效制度设计和实施也因此不足依托。其次，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也很薄弱，“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都还没有切实融入中国的文化价值体系，对绩效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不但不能提供支持，实际还有负面影响。
　　具体到中国的科研学界，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至今未对科学学习的特点、条件、规范及科学与社会和政府的关系进行过广泛深入的讨论，在进行管理时只能在“拿来”的理论和“工具箱”里面选择应用。因此，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尽管在西方国家能得到有效施行，同时起到约束和激励的作用，但进入中国后，由于不足与之匹配的文化、法治和信用环境，就变得僵化死板，不但阻碍了创造力的发挥，更成为作弊腐败的帮凶。
　　综上所述，学术不端和失范，表面看是追求相对简单固化的指标的后果，而实际的深层次原因是不足一套与现代社会关系相适应的、作为管理基础的文化理念和社会制度，包括“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法治理念、所有权制度、信用制度和品牌意识等。
　　这些理念和制度的建立，从外面是“拿”不来的，是要通过真正的碰撞、失败、反省，才能从内部形成。目前来看，中国相关管治机构对此次事件是比较重视，采取积极透明的方式进行调查和通报，并直面论文造假产业存在的事实。如果能在全面调查和处理的基础上，发起对绩效制度设计和实施方面存在问题及替代方案的讨论，并在实践上试行新方案，可望改变科研学界现有不健康的评价和竞争模式，创造出有利于兼顾产出效率和质量的环境，使得中国科研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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