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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华学术传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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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是中医学之本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其居住的民族、时代和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因而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由于各种文化基本内涵的差异,因而对宇宙事物的见解认识、思维方法、生活方式、道德伦理规范等,又各自产生了不同的知识、理论和科学。现在世界上文化较集中的大的文化,有所谓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医学和其他科学理论一样,来自于世界各地区的不同文化。西医来自于西方文化,中医来自于东方文化。随着各自文化内涵的不同,东西方医学对人体生理、病因、病理、预防、治法以及治疗上的各种方药,在理论认识、思维方法、见解等方面,都各自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学术理论体系。
中医学来源于东方文化,即中华文化,集中体现在中华文化最早的巨著《易经》。尤其是《易经》的主要理论部分——阴阳五行学说、天人合一学说、思维方式、和谐思想、养生学等。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诸多哲学家和学者们,不断解释和充实《易经》的理论见解,同时在这些理论、学说的启发下,逐步升华为中医学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吸取儒、道、佛教之所长,经过不断地总结,才形成了独特的中医学体系。有了中华文化肥沃的土壤,才产生中医学这棵参天大树,所以中华文化是中医学之本。现简述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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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动态统一学,是《易经》对宇宙万物认识的唯一见解。《系辞》说“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不测谓之神”,“一阖一辟谓之变”,认为宇宙一切事物及其变化,归根到底无非是一阴一阳二气的演变。阴阳二气相交相荡,升降反复,事物才可千变万化,生生相续,永无止境。道即规律,天地万物虽多,其变易的根源,都是阴阳二气的对立及其相互推移的结果。所以阴阳动态的统一,成为《易经》认识宇宙万物的原始哲理,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奠定了基础和原理。
自周朝以后,阴阳学说经春秋战国、汉、唐、宋等各代学者反复地研究、解析和扩充,进而运用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其中推理、运用、扩充最广泛的是我国的医学。我国医学著作较早而最完整的是《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各80篇。《黄帝内经》成书主要在周末春秋战国及秦汉年代,当时正是我国诸子百家争鸣,中华文化最兴盛的时期,也是学者研究《易经》最深刻的时代。《黄帝内经》集众学者研究《易经》的精辟见解,特别是阴阳之哲理,广泛地应用于人体生、长、壮、老、已的生理、病理、分析、治法、方药以及养生等各个方面,创建了我国较完整、系统、全面的医学体系。
阴阳的哲理发挥应用于中医学而成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首见于《素问》第一篇《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其本。”《内经》将阴阳哲理发挥为自然界一切事物生长化收藏和生长壮老死演变的规律、总纲和基础,即宇宙万物之演变,都是受阴阳的制约而起主导作用。阴阳是事物演变之父母,即根源;生杀之本始,即万物生长、死亡之根本。宇宙万物的所有运动、变化、动力和表现于外的神明现象,都是阴阳所起的作用。人为万物之灵,与万物一样,其生长壮老死,自然也离不开阴阳的演变。其发生疾病也是阴阳变化失调的结果,故“治病必求其本”,其本即阴阳,其治是通过方药等各种疗法,使阴阳达到统一和平而痊愈。这一段经文,是《内经》将阴阳哲理发挥到对大自然一切事物包括人生演变的总纲。此外,将阴阳的演化分别阐明人的生长壮老死各个阶段。
人的生命来源,与万物一样,都产生于阴阳二气之聚合。《素问·生气通天论》说:“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宝命全形论》亦说:“人生有形,不离阴阳。”人体健康强壮和死亡,乃是阴阳平衡和失调的结果,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人体生病亦归属于阴阳偏盛偏衰的失调,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人体生长壮老,其生生之机,在于阴阳二气,即“阳生阴长”之不断协调与平衡,其中尤其要重视保护阳气之旺盛,否则“阳杀阴藏”,人将死亡。《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这段经文将阳气比作日光,同时也为中医养生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宇宙没有太阳,不仅失去光明,亦将失去万物之生存。中医治病,主要依靠中药,《内经》将药物的性味亦用阴阳之原理作了阐述。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阴阳是认识、分析宇宙万物生长、存亡、演化的哲理,其演变无穷,通过《内经》,不仅体现了其在医学中的发展,更重要的,通过这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阐明了医学理论,指导了医疗实践。以上仅是通过几段经文,说明阴阳在人体的演变作用,其演变之普遍存在,正如《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此段经文,完全说明了阴阳这一哲理对宇宙万物包括人体的普遍运用。
五行学说是在阴阳哲理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它是阴阳哲理进一步的具体发展。五行是将事物归类为五,分析和说明事物的相互联系,它们同属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五行是在《易经》对一年四季五气风、火、燥、湿、寒运动演化的学说中产生的。五行学说进入医学领域约在战国中后期,齐国学者邹衍以阴阳观念为核心,创立了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的流行,对《易经》的理解和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正是《内经》的创作时代,五行学说被引入医学五脏,藉水、火、金、木、土五种物质的特性,以说明五脏生克制化的相互关系。如《素问·六微旨大论》说:“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五行相生相克构成了人体内外转换机制的整体性网络系统,五脏功能呈循环相生与五角交叉相克并存状态,表现出多功能系统之间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的关系,使整体网络呈现为一个个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交织的制化区。五行相生中的任何一行,都是“生我”与“我生”两方面的统一。相克,即是制约,起维持整体平衡的作用。五行相克中任何一行,都是“克我”与“我克”两方面的统一。此即“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之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关系。正如张介宾所说:“尽造化之机,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生克循环,运行不息,而天地之道斯无穷矣。”
阴阳与五行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学说,但《内经》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运用,在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时,常互相联系,进一步补充了中医学的理论。
总之,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人体内部和外在环境常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如何保持人体适应这种运动变化以维持生存,《内经》运用了《易经》阴阳学说这一哲理,将人体内部结构和功能及外部气候环境变化概括为阴阳两个方面,强调阴阳二气对立与统一贯穿于生命活动的始终,指出“人生有形,不离阴阳”,强调阴阳两个方面的平衡与协调,是保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重要条件,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如阴阳偏盛偏衰,即会使人体内部功能失调而产生疾病。如“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即危及甚至丧失生命。因而调理阴阳,使人体气血功能统一平衡,是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因而和之,是谓圣度”,便成为中医学治病的总则。五行学说的兴起,进一步阐明人体五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以维持机体功能的平衡,使阴阳这一哲理更趋完美。几千年来,无数的临证实践,升华奠定了中医学现在的基础理论。

二、天、地、人合一学说
自然界是生命的源泉,也是人类赖以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自然界的一切运动变化,都会在人体内引起应答反应,即人是随着自然界一切运动变化而变化以适应生存的。人与自然界必须保持相对的协调、平衡、和谐,才能维持生命的正常活动,反之则疾病丛生。《内经》是在《易经》天、地、人合一的学说启发下,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人相应”学说,阐释了许多深刻理论,丰富了中医学在预防和诊治疾病方面的理论。
《易经》没有明确表述天人关系,但在《易·爻辞》中多处体现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融为一体的观念。一方面认为天、地、人既分而为三,又合而为一,它们都有同样的变化法则。人居天地之中,应自觉效法天地,择善而行。《易经》将天、地、人变化的具体规律称为天道、地道和人道,认为衡量人们行为正确与否,要看它是否与天地之道相合。如《系辞》说:“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经》将天地之道作为人类行为的准则,将天道和人道合而为一,对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社会伦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观念为儒家推引仁道的道德教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易经》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另一方面是人要“顺天”、“应天”。如《彖传》所说,君子要修法治则,明确时令,以便掌握时令季节变化的法则,适应时节以安排生产与生活。这一思想在《文言传》中也有体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法,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种令人要顺应自然、利用和控制自然规律的天人和谐论,为《内经》天人合一的医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内经》在《易·系辞》提出的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启发下,在中医学发挥出了三才合一的整体观。将天道、地道、人道看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强调医学必须将人置于整个大自然之中,而不能对人体孤立地考察。《灵枢·邪客》篇首先提出“人与天地相应”。《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这两段经文,说明人是由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原始物质“气”所化生,人与天地必须相适应,按照四时变化的规律成长起来,是天地间阴阳二气的结合体。中医学在《内经》巨著中,显明地提出了人类不是上帝造人。这种反天命的观点,在人类起源问题上,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人是自然界物质发展的产物。在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上,《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以五气,地食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这说明人是依靠天之空气,包括天之风、火、湿、燥、寒,地之酸、苦、甘、辛、咸五味之食物以维持生存的。五气通过鼻腔入心肺,以使人之体表面色明润,语言声音洪亮、清晰。五味由口摄入,贮藏于肠胃,通过脾胃消化运输水谷之精微,以充养五脏。五脏功能和调,津液精气自足,人之生命、思维、神明自生。五脏是人体重要的部位,五脏之功能,必须与天地、阴阳、四时、五气相适应,才可维持生命。《灵枢·本脏》说:“五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这说明人只有顺应自然界,配合四时阴阳,关联四季气候风、火、湿、燥、寒五气之变化,适应五气常年变化的节律性才能生存,“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
《内经》较全面系统地发挥了《易经》人与自然的统一性,除以上经文外,还阐述了人与天地相通的观点,五脏之气与天地、阴阳、四时、五气相应,人之经脉与四时、五气相应,顺应四时阴阳的重要性,适应寒暑的生理变化等。人体与昼夜阴阳相应,即人体气血和盛衰与日月相应,和阳气的昼夜消长规律、气候因素的致病作用、正邪消长的昼夜节律、营卫运行的昼夜节律等相适应。总之,《内经》在《易经》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原理基础上,对生命的起源、人类生存条件以及生命运动与自然界运动变化相参相应的关系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确立“天人相应”整体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几千年来,通过临床的反复验证,把人与自然联结在一起,研究总结了人体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形成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始终有效地指导着临床实践。

三、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是人类观察世界、认识世界,从而指导自己改造世界的思想方法。不同的思维方式对同一事物,将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人类的进步,社会的文明,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方面,表现为生产技能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二是精神方面,表现为文化水平的提高,伦理道德观念的发展,对自然社会和思维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等。二者最高的表现是思维方式的科学化。所以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医学来源于自然科学文化,中医学即是在中华文化的基础——《易经》对世界事物观察、认识的思维方法中,通过《内经》对人体的生理、病理、治法及方药认识的具体思维。故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中医学思维方式之源;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来自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而在中医学具体体现和应用。
我很赞同易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朱伯昆先生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中的认识。《易经》展示的诸多思维方式,具有一定价值的,朱教授归纳为五种,即直观思维、形象思维、象数思维、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并认为这五种思维方式各有自身的特点,各有自身的功用,相互之间不能替代。但从人类思维方式的发展进程来看,朱教授提出前两种(即直观思维和形象思维)属于初级的思维形式,运用于感性认识阶段,后两种(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属于高级的思维形式,运用于理性认识阶段,而第三种(即象数思维)是由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过渡的思维形式。

通过《易经》卦辞说明的五种思维方式,对宇宙事物的观察、认识都是从事物的本身客观地进行了认知,属于唯物的哲理。特别是辩证思维,将宇宙事物看做是整体的、变化的、彼此联系的,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思维形式。如泰卦的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意思是没有无陂的平地,没有往而不返的事情。又说“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意思是《易经》讲的变化之道,意味着阴阳变易神妙莫测。《易经·系辞》还认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说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只有不断变易,才有出路。《系辞》说“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这说明事物都是一分为二,不断在变化发展。辩证思维将宇宙事物一分为二的阴阳变化看作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反而相成。如《易经》的八卦和六十四卦象,既是相异对立的,又是互补配合的。尤其辩证思维,将整个宇宙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宇宙之间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一个事物就是一个小的整体,除了与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外,每个事物内部也呈现出多种因素、多种部件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如《易经》在解释卦象和爻象时,不是孤立地看待一卦一爻,而是从整个卦象中上经卦与下经卦的关系,各个爻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这即是整体思维的体现。
《易经》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万物都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彼此有生化、制约的有机联系,而非静止与孤立。每一个事物,也都有其整体的生化、制约联系。万物可以说动则变,变则生化,静则止,止则消亡。《易经》对宇宙万物观察、认识的这种思维方式,为中华文化奠定了唯物辩证的哲学基础。
《内经》在《易经》对宇宙事物观察、认识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发挥到对人体生命的分析认识,认为人的生命在于运动。如《素问·六微旨大论》说:“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不生不化,静之期也。”这说明自然界一切物质的新陈代谢过程中,成与败,生与死,都隐藏着因果相互关系,人体也是如此。成败的关键在于运动,动则不停地发生变化,生死就是自身运动变化的结果。不生不化,静而不动,即无生命的存在。关于人体生命运动的形式,《素问·六微旨大论》又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化有小大,期有近远,四者之有,而贵常守,反常则灾害至矣。”这段经文说明《内经》运用《易经》对事物认识的辩证思维方式,阐述了人体是依靠外界大自然之气和饮食的出入,通过内部脏器的升降运动以维持生命的存在。如果出入废止,则生命活动的机能即会灭绝。如果外界大自然之气和体内升降运动停止,则人体全部的功能运动即受到孤立,以致死亡。所以无出入,则没有生命的生长壮老已;无升降,则没有生命的生长化收藏。升降出入,是靠机体内所有脏器,故脏器是生化的处所所在。机体内脏器一旦解体分离,则生化运动亦停止。凡是具有生命活动的,都有能够进行生化活动的物体,尽管物体有大小,生命有长有短,但都必须保持升降出入的正常运动,且贵在长久保持,否则就会发生病变,甚至死亡。正如明代名医张介宾所说:“出入者守其出入,升降者守其升降,固有弗失,多寿无疑也……不当出而出,不当入而入,不当升而升,不当降而降,动失其宜,皆反常也,反而无害,未之有也。”可见保持和及时恢复升降出入的正常状态,是防病治病的重要措施。
《内经》根据《易经》的思维方式,将物质运动的形式概括为升降出入,并用来说明人体生理、病理变化,这在临床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周学海所说:“升降出入者,天地之体用,万物之橐龠,百病之纲领,生死之枢机也。”
总之,思维方式在人类观察、认识世界,从而指导自己改造世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内经》正是在《易经》辩证思维方式启示下,在人的生长壮老已以及治法、方药等方面,产生了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辨证论治法、恒动观、治未病等,都是在这种思维方式指导下产生的,并全面地体现在经典著作及历代名著中,成为学习、应用、研究中医学必须掌握的思维方法。
文章节选自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李振华学术传承集》。
四、和谐思想观念
和谐思想观念是《易经》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医学分析认识人体病因、病理、治疗以及养生等诸方面总的指导思想。和谐思想,普遍体现于《易经》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学说、社会伦理学、美术、文艺、建筑、治国安邦、医学等方面。《易经·乾·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说明《易经》六十四卦,就是以象征纯阳、纯阴的乾、坤二卦为开端的,其余六十二卦,皆为阴阳交合的产物。所谓“和”,就是阴阳交合之和。纯阳不生,纯阴不长,阴阳和而万物化生。南宋哲学家朱熹说:“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太和,阴阳混合,冲和之气也。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和者,全于已生之后。此言乾道变化无所不利,而万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释利贞之义也。”当代易学家金景芳译曰:“保为常存,合为常和,使太和之气常运不息,永远融洽无偏,万物得此气已生已成。”可见,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保合太和,万物性命方可自全。
春秋战国时代,学者辈出,诸子百家争鸣,各有千秋,但他们在崇尚和谐的思想观念上,却大都一致。这种思想观念,又为历代的学者继承和发展,并用于各个方面。诸如《老子·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又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国语·郑语》说:“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淮南子·泛论训》说:“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崇尚和谐的观念,对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如为政之道,崇尚的是“政通人和”、“内和而外安”;足国之道,讲究的是“百姓时和”;兴国之道,讲究的是“协和万邦”;用兵之道,讲究的是“内和而外威”、“不战而屈人之兵”;邻里之道,讲究的是“和睦相处”;交际之道,讲究的是“礼之用,和为贵”;齐家之道,讲究的是“家和万事兴”;伦理之道,讲究的是“君臣之和,将相之和,父子之和,兄弟之和”;养生之道,讲究的是“和于天地之气的天人之和,以及身心之和”,所谓“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审美观念,讲究的是以和为美,所谓“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如此等等。可见,和谐的思想观念是《易经》之精髓,也是中华文化之精髓,它体现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经久而不衰。

中医学来自于以《易经》为首的中华文化,和谐的思想观念,自然地运用于中医学的理论和思想观念。“执和致平”以达和谐,是中华文化之灵魂,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灵魂。中医学认为,人体生命健康依赖于机体内部脏腑、气血、阴阳二气之平衡、统一,机体之各种功能协调,生生之机才会盛而不衰,人体才会健壮。如天地之间风、寒、湿、暑、燥、火六气之太过,侵袭机体,或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太过,或嗜酒肥甘,饥饱失宜,造成脏腑功能失调,气血紊乱,机体生生之器失去平衡和谐,则疾病自现。中医学治病的主要法则,即是通过药物等各种方法,使机体生生之器的阴阳二气恢复平衡、协调,生生之机功能正常,则疾病自愈而不复发。故“执和致平”,调理机体阴阳二气调和,是中医防病、治病之纲。

中医学治病,根据不同病情,制定了很多治法,但总不离调和阴阳二气之和平。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这说明,任何疾病都是阴阳二气之失调而不和平,察其所在而调其和平,即是治病必求其本。如何协调阴阳,以达和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又说:“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定其血气,各守其乡。”这说明,先审查血和气二者之间有无一方过盛或不足,通过调理,使其和平,各归其循行之道,则病自愈。如何调理阴阳,必须首先辨证。《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谨道如法,
万举万全,气血尽平,长有天命。”这说明中医学在治病方面,首先通过辨证,判定疾病之阴阳偏盛,病位在表在里,在上在下,然后才能立法。疾病的部位有内外之别,感邪有微甚之不同,性质有寒热之分,临证应谨慎遵循阴阳之道理,选择有利的治疗方法,才能万举万当,使气血和平,保天年而长寿。气血是人体生命的主要物质,任何疾病,尽管其病变之部位与性质有所不同,但均可导致气血紊乱,促使机体之有关脏器功能失调。脏器功能之失调,又可促使气血紊乱。二者恶性循环,将使病情加重甚至死亡。《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这段经文说明疾病和气血之关系,气血条达和平是治愈疾病的主要法则。查病机时,首先通过辨证,查其所属,是表证,是里证,是实证,是虚证,同时还要察看大气有无风、寒、燥、湿、热之五胜对发生疾病的影响。在治则上使血气疏通,条达通畅,机体功能自可和平,而疾病痊愈。对疾病的治则治法,《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缓之,散者收之,损者益之,逸者行之,惊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这段经文说明各种疾病导致人体有关脏器失去平和,功能失常的一般正治原则。适事为故,即适可而止,务使人体各种功能平衡、和平,治勿太过与不及,留邪为病。需要注意的是,阴阳变化常非单一,而是异常复杂的变化,如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寒热交错,湿热蕴结,一种病涉及几个脏器的功能失调等。对此复杂重病,在调和阴阳的治法上,除《内经》有原则性的论述外,历代医家多有发挥和创新,本文不再赘述。

总之,和谐的思想观念,是《易经》治理宇宙各种事物的思想观念。几千年来,通过无数实践应用,其原理之正确,越来越被历代哲学家、军事家、政治家所共识,应用和发挥于各个领域。中医学认为,人体生命之健康,就是阴阳二气在人体脏腑、气血及四肢百骸体现的协调、统一、和谐的结果。人体疾病的产生,是内外多种致病因素侵犯人体各个部分,阴阳二气失去平衡和谐而造成。治疗时,根据疾病的轻重缓急,正邪双方之盛衰,采用祛邪、扶正、扶正祛邪三种治则。在指导思想上,各种治法都是促使人体阴阳二气在体内各个部分达到恢复平衡、统一、和谐,以便邪祛而不伤正,或通过扶正祛邪,或以扶正为主,调动人体之功能的恢复,以战胜病邪,达到根治病愈之目的。通过药物等各种方法,促使人体功能恢复,达到协调、统一、和平的治病思想观点和法则,经过数千年的反复实践,其独特高效,愈来愈被世界人民所赏识、信任和应用。这也是近百年来,中医学屡遭风雨摧残而未被消灭的根本所在。中医学在阴阳二气变化的哲理指导下,对人体生理、病理、治法的整体观,个性化的辨证论治思维方式以及治法上调整机体,达到平衡和谐、战胜疾病的思想观念,必将进一步为世界的现代科学仪器所证实,成为先进、发展的科学,为发展世界医学科学作出新的贡献。
本文节选自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李振华学术传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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