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带来不平等

我在这头 票在那头

早上六点，陈实像往常一样匆匆打开电脑。作为一名计算机工程师，这是他正常的生活状态。而今天的早起，不是为了写代码，而是为了能够“刷”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

为此，他专门编写了一个小程序。“这个程序可以反复‘刷’票，不用人时时刻刻盯着。”陈实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两天后，当记者再次联系陈实时，他说往年这个小程序是管用的，而今年却怎么也“刷”不出票了。

在买票还需要到售票窗口排队的年代，能否买到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起床是否够早。当网络时代为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方便和快捷时，一条技术的鸿沟却横亘在眼前。我们在这头，回乡的票在那头。

“我还算是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吧。”陈实苦笑着说，“其实我已经比不熟悉网络的人拥有更多的技术优势了。”

陈实的遭遇代表着一批这样的拥有更多“技术优势”的人，而对那些从来没有在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中取得有利地位的群体来说，这种不平等几乎是“注定”的。

据新华社报道，如今的火车票“黄牛党”们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高速宽带是必备神器之一。一般网络用户用10M的宽带就能满足日常工作、生活所需。就连陈实这样的计算机工程师，平时也就用30M的网络，而“黄牛党”们的基本配置是100M的宽带。他们坦言，一般用户只为了抢票就花高价升级宽带不太可能，只要有他们在，一般的购票者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抢到票。

除了高速宽带的支持，“抢票神器”也必不可少。“其实‘抢票神器’就是外挂程序，对不懂编程的人来说，这绝对是‘技术壁垒’啊。”陈实承认，这种技术进步确实只对一部分人有利。

技术进步的价值判断

如果要对技术进步作一番哲学反思，我们可以发现，它从来就是负载着价值判断的。

当代著名技术哲学家，美国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卡尔·米切姆教授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对技术的反思经历了三个阶段，而我们现在正站在第四阶段的十字路口处。

“以恩斯特·卡普为代表的技术哲学第一阶段对技术发展的价值持积极的观点，而以海德格尔和埃吕尔为代表的哲学家开始对技术的非人性化进行反思，从广泛角度如文化的、历史的、宗教的、人类学等来论述技术的价值，第三阶段人们开始试图融合技术的工程主义和人文主义视角。”米切姆说道。

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从某种角度上说，整个人类都从中受益。但时至今日，技术已经在不同的社会人群中挖出了一条鸿沟，并且这条鸿沟正在日益扩大。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志会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从现在的情形来看，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平等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人们颇感无奈，但这种不平等可能会越来越加剧。”

于是，对技术负载的价值判断已经远远不能从技术内部的发展规律来考虑了，我们必须认识到，技术的社会建构尺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更加重要。

“技术发展是有规律的，但却是一种粗线条的规律，它不应该是必然的，或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还是跟社会的价值取向、跟文化和宗教有很大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科技哲学研究室研究员段伟文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这种角度所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技术究竟是排他的还是包容的？即，它是对部分人有利还是对所有人有利的？

“这几年互联网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数字鸿沟’，有些社会群体在这条鸿沟面前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而有些则处于强势的地位。在利用新技术手段带来的便利和益处时，这种对比就更加明显。”段伟文说。

这条“数字鸿沟”的另一个表现是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数据鸿沟”。它表现为数据的管理者、收集者和使用者与被管理、被收集和被使用者处于不平等位置。

“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比如近几年频繁发生的网络数据泄露、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等。”段伟文举例道，“很有可能当自己的个人数据和隐私被别人收集和利用时，你还根本不知情。”

由技术带来的不平等事实上可能对社会分层造成影响。当一个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可能会对掌握这些技术比较快的人有利。或者换个角度来说，任何技术都是有倾向性的。它可能利于某一部分人的使用，使某一部分人学习和应用起来更快，从中获益的可能性更大。比如信息技术中，某一类信息的传播很快，或者说这种技术本身有利于某一类信息的传播。

段伟文认为，博客和微博的区别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两种现象。“传统的博客，可能更有利于知识阶层传播他们的思想，而微博可能就扯平了这种差距。在140个字的篇幅中，也许一些猎奇的东西反而转播得很快，不一定需要多深的思想深度，原先在博客中比较有思想深度的文字，在这里反而可能不太有优势了。”段伟文说。

平衡技术进步带来的不平等

在社会资源有限，而某种技术创新汲取的资源又比较多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有一种把资源突然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的倾向。这种利益分配模式关乎技术的发展，也关乎使用这些技术的人。

实际上我们在讨论由技术进步产生的社会鸿沟时，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由不同的群体通过利益博弈建构起来的，那我们就需要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平衡和消减造成、加剧这种不平等的因素。

参与这种利益博弈的相关社会群体，或者叫作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产业、管理部门、用户、一般的企业，还有其他社会群体，他们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是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或权利博弈的结果，并且最终会呈现出价值选择，当这种价值选择不恰当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谁来制定规则？技术的建构应该按照怎样的秩序进行？这个技术出现不合理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改变呢？

“这里面就涉及到权力和权利的问题。以电商和实体商业的博弈为例，在实体商业受到电商的冲击比较大时，如果前者的行业协会比较健全，他们就应该可以站出来呼吁社会保障他们的权利，甚至可以采取某种程度的抵制。只有引入了权利的博弈机制之后，才有可能改变这种技术发展带来的不平衡、不平等和鸿沟。”段伟文说。

即便如此，我们也应该看到，所有的技术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公平，但至少我们要有价值的披露，即我们应该可以来讨论某个技术对哪些人更有利，对哪些人更不利。对社会来说，不论是学者、政府还是公益组织、管理部门，他们都应该关注到这些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适当地给他们让渡利益，或者提供某些政策或法律方面的救助。让在技术进步面前处于弱势地位的利益代表者能够参与到技术的建构、规制的议程当中。

如果有一些处于相对不利的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失的话，他们还是应该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或者在一个小的时间尺度内，让他们有一个平缓的过渡。比如对不适应新技术的群体，社会就应该提供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而这些资源应该从技术的受益者那里来。

张志会表示，要真正平衡和消减技术进步的不平等带来的矛盾，还是要寄希望于社会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