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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CI被237.3亿抛售 7月11日，著名的情报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公司（ThomsonReutersCorp）宣布将知识产权业务和科学信息业务（IP&Science）以35.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OnexCorp和霸菱亚洲投资（BaringPrivateEquityAsia）。 这件事之所以对我们中国学者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相关部门甚至科研工作者自己一直推崇的SCI（科学引用指数，ScienceCitationIndex）也就这么一起被卖了，其他还包括WebofScience、ThomsonInnovation、MarkMonitor、ThomsonCompuMark和ThomsonIPManager等业务。汤森路透的首席执行官JimSmith在给所有员工的邮件中表示，出售IP&Science业务将“让我们更专注于全球商业与政策管理交叉方面的业务。 2.ASM发文宣称放弃影响因子 SCI被卖第二天，美国微生物学会（ASM）官网最新消息：ASM期刊总编和ASM领导层决定，以后将不在ASM期刊网站上公布影响因子（IFs）。其译文如下： 很多科学家都尝试着将他们的文章发表在具有高的影响影子的期刊上，尽管使用影响因子来评估发表论文的重要性受到广泛的谴责，但影响因子仍被广泛滥用于出版、求职、项目申请和职务晋升等等各种科研环节。 影响因子这种方法有很多问题，首先，期刊的影响因子是期刊水平的度量标准，而不是一篇文章水平的度量标准，将其用于决定一篇文章的影响力是存在统计缺陷的。由于所有期刊的引文是不均匀的，可能少数的文章高引推高了杂志的影响因子。 此外不论文章还是杂志，影响力也不等于领域的重要性或前沿性，追求高影响因子会误导大众，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研究成果而不是关注其他更为重要的优先事项。 人们不理性的痴迷于影响因子的原因是复杂的。高影响因子的期刊限制了出版物的数量造成人为的稀缺性观念，通过限制发文量提高杂志的质量。不懈追求高影响因子科学出版物是有害的。 这一行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公地悲剧”。个人总是自发参与到那些有利于自己但不利于社会大众的行为中去。 个别科学家因为在高影响因子杂志上发表文章而获得不成比例的奖励回报，于是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其价值受到了一种扭曲，结果被高影响因子杂志延迟发表，甚至导致了不正当或不诚实的工作的产生。 因为许多研究人员以影响因子高低决定选什么杂志递交他们的文章，所以许多期刊将影响因子放在他们的网站上，甚至美国微生物学会(ASM)期刊也不例外。 ASM期刊关注出版进行了严格同行评议和学术编辑评估的高质量科学成果。ASM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微生物科学发展。2016年在波士顿ASM微生物的期刊董事会上，首席编辑和ASM领导已经决定不再宣传ASM期刊的影响因子。 我们的目标是避免造成进一步不恰当的关注影响因子。虽然这个动作本身可能没有影响根深蒂固的生物科学实践，但是我们希望效仿其他期刊删除ASM杂志网站中的影响因子。 3.影响因子甚至SCI评价科研成果是一种扭曲 目前，很多国家在某些期刊上发表文章与金钱奖励相挂钩，就会造成扭曲。把在某些期刊上发表文章与金钱奖励相挂钩，就会造成扭曲。”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谢克曼认为。2013年，谢克曼与另一位美国科学家詹姆斯·罗斯曼（JamesRothman）以及德国科学家托马斯·聚德霍夫（ThomasC.Südhof）共同斩获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们的研究揭示了细胞如何组织其转运系统——“囊泡转运”的奥秘。 在很多人眼里，谢克曼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2013年12月19日，在参与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一周之后，谢克曼曾在英国《卫报》撰文称，他所在的实验室将不会继续在CNS（《细胞》《自然》《科学》三大期刊）发表文章。他的决定随即在科学界引起或支持、或质疑的议论。在他看来，科学界存在一个被扭曲的地方就是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它对人们如何评价知识与学问产生了可怕的影响。“影响因子的高低对知识含金量并没有任何意义。”谢克曼说，“实际上，影响因子是数十年前图书管理员为了决定其所在机构应该订阅哪些期刊而设立的，其目的从来不是为了衡量知识价值。” “国内在衡量科研能力的问题上有个很大的误区，就是过分倚重SCI论文，这显然不是我们该走的‘正道’。”日前，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连理工大学教授钟万勰表示，对于SCI的过分迷信，表明我国的科研评价体制并不完善，也反映出国内科研人员缺乏“走自己的路”的决心和自信。 钟万勰表示，对于科研而言，SCI的确有其价值，但这种价值仅限于参考，了解一些最新学术信息。然而目前，SCI俨然已成为科研的“指挥棒”。“要知道，日本、德国等国家的科研机构，更重视本国著名大学的学位，我们为什么不能向他们学一学呢？” 4.科研评价应摒弃“懒人做法” 如果科研机构和高校不采用顶级期刊或影响因子作为评价标准，那么应该如何评估科研成果的价值呢？谢克曼认为，这要根据情况来定。 “研究人员为了评职称或升级进行考评时，应该设置一个委员会对个人进行评估，委员会可以聚焦阅读数量有限的申请者的高质量论文。”他举例说，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就在这样做，委员会要求申请人递交自己在一定时期内发表的5篇最重要的论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在采用这种方法。 他举例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评选时，尽管这是非常高级别的荣誉，每个人几乎都有二三十年的研究生涯，但他们提交的材料也仅仅是两页纸。其中一张纸上简要说明其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贡献，另一张纸略微详细地对细节和亮点做出介绍。不仅对高级科学家如此，对刚迈入科学门槛的青年研究人员也一样。“当然，在此过程中诚信非常重要，一旦委员会发现陈述与实际不符，就会将候选人除名。” 此外，他建议，对于高校和科研机构来说，评价个人成绩还可以引入外部专家，请评审人给出意见和建议，这样就不是仅仅依赖CNS文章发表情况来评估候选人。 “不幸的是，现在很多人采用了‘懒人’的方法。譬如他有3篇论文发表在《自然》，他一定很好，而论文内容究竟是什么甚至无关紧要，这非常糟糕。”谢克曼说，“人们也许会觉得专家评判存在主观性，这也是影响因子更加吸引人的原因，那样看起来似乎更加客观。但实际上，那些数字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其本质还是个人在作判断，很难做到绝对客观。” 孙教授认为：作为一个独立的学者，选发表中文和SCI论文应该是自己决定。但是现实是许多中文论文的档次，在整体上距离SCI十分遥远。我们都希望将来中文可以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主流语言，但这只是梦想。重视SCI，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仍十分需要，但评价学术水平要立足研究内容，不能依靠杂志级别，但杂志级别是评价论文很重要的标志又是显然的理想标准。最好的评价方法并不是彻底否定SCI或者影响因子，而是应该利用各种指标，建立我们可行的学术同行评价模式才是更好的选择。
SCI被237.3亿抛售 ASM期刊公开宣称放弃影响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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